很多人都說，我是個很喜歡與人交流的人。雖然我看似善於交際，能和不同的人融洽相處，但事實上我並非能常常袒露自己的心聲，尤其說到自己的精神健康時。

大概在十四歲的時候，我第一次有自殺的想法。剛剛開始時，我的腦海會浮現一堆假設性問題。這些想法大多在晚上出現，當我獨自在房間裏的時候，但很快隨時間而消散。想着要專注當天想要完成的事，不久便忘了那些想法。這就像一台操作指令較慢的電腦，屏幕僵住了，卻又很快被處理好。我覺得這不是甚麼嚴重的事情，所以也沒特別去疏理這些情緒或告訴任何人。記得在GCSE考試完結後翌天，我因睡眠不足而覺得非常疲憊。在過去的數週，我都被種奇怪的感覺籠罩着，每天早上起來的時候都感到恐懼和絕望，猶如被禁錮在一個我不想擁有的生活。當刻，我在想：「我唯一的目標就是在考試中取得好成績。現在考試完結了，亦對自己的表現感到滿意，我再沒有甚麼可期盼的東西或生活目標了。」於是，我拿起鉛筆，在房間的牆上寫下：「我很討厭我的人生」。

後來，這被母親發現。雖然我的家人表現得十分痛心，但我即時的想法並不是感到被愛，而是感到自責、內疚和自我厭惡，認為自己是個很差的人，並不值得有他們成為我的家人。

他們的反應亦令我更小心地隱藏自己的精神健康狀況。當我在校內表現得愈好，抑鬱的狀況就愈趨嚴重。因為這代表我有更多的東西可以失去、有更多人會為變差的事情感到失望、有更多無法承擔的責任、有更長的高分數持續記錄可以被打破、有更大的聲譽需要被維護。

關於我的精神健康，我總覺得人們要麼知道所有細節，要麼甚麼都不知道。對我來說，介乎這兩者之間的了解程度是頗陌生的。我很怕別人對我有甚麼想法，會問我甚麼問題。故此，我最後還是選擇後者，把所有負面的想法都藏在那活潑、開朗的性格之下。

我想：「若人們知道我不是完全感到高興，還需要聆聽我的問題、替我擔心，他們會因感負擔沉重而離我而去。」抑鬱亦改變了我的思考。要是別人跟我說了一些好的說話，我就會認為這是出於他們身份上（朋友 / 親人 / 老師 / 陌生人）的需要，所以我曾經不容許自己相信這些說話。但現在的我知道這些想法是錯的，也不是真的。然而，那時的我卻不知道。

再者，我也找不到言詞可用來說明自己的感受。日常用語，如「我感到壓力」或「我感到不開心」，都不甚準確。就連我自己也不知道怎樣描述我的問題，甚至不知道那問題是甚麼，那我也不知道對方能夠怎樣回應我、幫助我。所以，我不再為敞開心扉而煩惱，也放棄跟他人傾談的想法。

雖然，精神健康在香港被冠上很多的污名（「為何你不能處理這些問題？你怎麼會這樣？」或「這全都是你的想法，你只需要變得更加自律。」），但最大的污名是來自我本身。我不認為自己有「確實的問題」。不論這意味着甚麼，我都不值得被幫助，我甚至認為這都是我無中生有的，因為表面上我並沒經歷過甚麼不好的事情。即使我常常鼓勵身邊的朋友去尋求幫助，但因某些莫名其妙的原因，我認為這樣做的話，我便是懦弱。

這種想法只使我的精神健康問題惡化。因為害怕別人看不到一個「開心」版本的自己，我拒絕了朋友的邀約，留在家中。這反令我確信自己沒有朋友，永遠都會是孤獨一人（不得不「感謝」社交媒體，它很多時候都使我感到難受）。我也會以不同的藉口解釋為何我看似這麼疲倦（「我溫習了一段時間」或「鄰居的小朋友練習了一整晚的鋼琴」），或為何我不想參與某某的派對（「爸媽想我留在家裏、家庭聚餐）。

一個對話令我不再沉默。十三年級（中六）的某天，我覺得無法再忍受。於是，我在午膳時間、在公共休息室裏把事情告訴了一位同學，說說自己感到如何痛苦、怎麼認為自己是個徹底的失敗者。而讓我感到驚訝的是，她以同理心回應。我因而慢慢地對於傾訴感到自在，透露得越來越多，直到我終於鼓起勇氣去會見學校的輔導員。就從那時開始，我逐漸好起來，重拾自信、自尊、喜悅，重新對未來抱有希望。

這段經歷令我明白到傾談心事確實能為自己打開一扇窗。沒有第一個對話，我就無法擺脫那個糟糕、可怕的困境。沒有交談，我便不會意識到原來很多朋友也在面對這種困境。

默而不語，你只會令自己遍體鱗傷。在那個黑暗、使你迷失自我的地方，你需要被展示一條出路，而唯一的方法就是讓別人引領你。

編者的話：你不需獨自面對這一切，如想了解如何尋求幫助請按此。